武汉,一道道大堤

作者:李鲁平(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作协副主席)

武汉的城市史流淌着水与治水的旋律。在治水、挡水的过程中,城市一步步扩大,也是在与水的交道中,武汉的城市精神逐渐养成了以至柔而至刚的气质,既可火辣作响,也能温柔以待;可以瞬间爆发澎湃,也能经久地坚持与承受。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拐点,都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性格的鲜明彰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无数武汉人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筑牢着阻击病毒的堤坝。

武汉江堤 资料图片

长堤

大多数城市的崛起都与政治、军事因素紧密相关,但江汉平原的城市、江湖之滨的城市不一定是这样。比如,大汉口的崛起。1929年汉口称“汉口特别市”,这是它第一次有独立的行政含义,在此之前,汉口只是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的一个码头、一片滩涂、一个贸易市场。在地域管辖上,它属于汉阳。

1954年,工人在武汉张公堤上装卸泥土,加固堤坝。资料图片

但一条大堤的修筑,将它从历史中托起。

正如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所说“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外楼”,汉口的崛起得之于汉江改道。明嘉靖《汉阳府志》卷二《疆域志》对“襄河”的描述说,“离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约长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古道遂淤。今鱼利略存,舟楫已不达矣。呼襄河者,水自襄阳来也。”关于这次汉江改道的准确时间,有几种说法,不管按哪种说法计算,这次汉江历史性的改道距今已有五百多年,这也是汉口的城市年龄。

资料图片

改道之后的汉江从龟山北麓直接汇入长江,从而把汉口与汉阳分开,成为今天所见的汉阳、汉口、武昌两江三地的地理格局。为阻挡汉口以西、以北的洪水,1635年汉阳通判袁焻主持修建了一条5公里的大堤。

1635年,为应对洪承畴等大兵围剿,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13家72营的首领聚会荥阳,商讨迎战策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率东路军一直打到安徽凤阳。然后李自成、张献忠或向西,或在安徽、河南、湖北一带打游击。

袁焻却决意要在西起硚口、东到堤口修筑一条5公里的大堤,把汉口集市围起来,以绝水患。今天很难查找到袁焻修筑大堤的细节,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对修筑大堤这件事,内外忧患的朝廷,既没有财力支持,也没有精力操心,而且起义军频繁的活动,极有可能让汉口集市和大堤毁于战乱。但袁焻把这件事做成了。为了获取修筑大堤用土,在大堤的外围挖出了一条壕沟,历史称为“玉带河”。在随后的岁月里,河上架起了30多座小桥,今天的硚口、保寿桥、广益桥、六渡桥等都是玉带河上的桥。

汉水改道之前,汉口并没有常住居民,在芦苇和沼泽中出没的多半是渔民、飞鸟,水泽大地并不适合定居生活。浙江南浔人范锴(1765年—1844年)在沿四川、湖北到江苏一线经营盐业的30年中,居住武汉多年。根据他的《汉口丛谈》记载,汉口这块荒洲之地直到明天顺年间(1457年—1464年)才有人居住。半个多世纪的船来人往,到1525年时,乾隆《汉阳府志》记载,汉口有居民1395户,一个滨水集市的雏形已经映在汉水和长江边。

但只是在长堤挡住了襄河故道的水,挡住了后湖、黄孝河的水之后,各地的商品和货物才都向汉口汇集而来,两湖转运到北方的粮食,江淮转运到川、陕的淮盐,以及竹、木、油、茶、皮、药材、棉花等,南来北往、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如此多的人流和货物,原来的沿河码头和沿汉水而建的河街,显然已经不能满足贸易需要,于是,码头、河街发展到正街,正街之后又有了内街、夹街、黄陂街,以及与街紧密相连的里巷。

在长堤的托举下,汉口这个临江集市终于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齐名,并称四大名镇。

汉口城

汉口因商贸而兴起,但并没有通常的城市格局,如城墙、护城河、城门等,而且其明末形成的以汉正街为依托,以两侧街巷为支撑的码头市场在明清之际反复遭受战争重创。但到1796年时,汉口居民已达3万多户,人口超过12万,它又一次崛起。

章学诚在《湖北通志检存稿》中说,湖北所有镇市中“其最大者莫如汉镇”,“上自硚口下自接官厅计一十五里,五方之人杂居,灶突重沓,嘈杂喧呶之声,夜分未靖”,“盖十府一州商贾需于外部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而外部所需于湖北者……亦皆於此取给焉”。可见汉口市镇在长江中游的地位、规模、作用。

1861年作为通商口岸开埠后,英、俄、徳、法、日等国又在此开辟租界,昔日的内河码头一下成为对外贸易的窗口。时代再一次提出了汉口城市格局的问题。1864年,历史把这一问卷交给了汉阳知府钟谦钧。此前,钟谦钧以“知府补用”的身份,随湖广总督官文收复被太平军攻占的黄州府县城,颇得官文欣赏。也因为办理盐茶有功,深受湖北巡抚胡林翼喜欢。1862年他终于去掉了“补用”的尾巴,被授汉阳知府。

鉴于太平军不断攻打武昌、汉口,也为了抵挡汉口玉带河外后湖的水患,钟谦钧与汉阳县令孙福海、士绅胡兆春等向官文提议,在长堤外筑城墙,建汉口城。《续辑汉阳县志》等史书记载了汉口城墙的起止点、建筑方式,以及经费预算、经费来源:“上至硚口,下至沙包,长一千九百九十二丈二尺,约十里许,筑堡垣焉。堡基密布木桩,堡垣则全砌红石,外浚深沟,内培坚土。辟堡门七,曰:玉带、便民、居仁、由义、大智、循礼、通济,建炮台十有五。其费皆商民筹捐,共银二十余万两。”这个十多里的城墙,大致就是今天中山大道硚口路至一元路一线。汉口城堡的修建将汉口从长堤扩大到玉带河以外,不仅取代了长堤防洪的功能,而且有人计算,钟谦钧的这一举措将汉口面积扩大了3倍。

钟谦钧1869年升任两广盐运使,1874年逝世于岳阳老家。出生在洞庭湖中君山岛的钟谦钧,因为贫困辍学,没有走传统的科举道路,而是独自外出闯荡,据说在船上做会计。岳阳正处于洞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处,下游不远就是著名的物质集散地汉口。水运繁华的时代,到船上打工显然是不错的选择。经过多年的打拼,1844年,41岁的钟谦钧捐了个“从九品”,分派到湖北试用。等了7年,1851年他被安排到沔阳州任锅底司巡检,这是一个由县令管辖的派出机构,负责市镇、关隘的社会治安。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叫“锅底湾”,属于今天的洪湖市老湾回族乡管辖。《洪湖县志》记载,南宋时,北方难民迁到洪湖开荒屯田,船只都聚集在这个水湾。移民上岸挖灶做饭,离去时只取走铁锅,把灶留给后来的移民,锅底湾的地名由此而来。一个熟悉洞庭湖的湖南人到一江之隔的洪湖任职,无疑有天生的优势,但1852年太平军从桂林、长沙一路攻下了武昌。在他任职的前后几年,离沔阳最近的灾难除了太平军带来的战乱,还有1849年沔阳大疫,1857年武昌、汉阳蝗灾,1860年长江特大水灾。

史书没有记载钟谦钧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只是说在水患频繁、盗贼出没的沔阳,他治水安民,呈现出了安澜、风清、祥和的局面,并在1862年被授汉阳知县。初到汉阳,恰遇胡林翼与太平军作战失利,汉阳到处是难民,钟谦钧四处联络慈善机构,带头捐出自己的俸资,开设多家粥厂、搭建几百间茅棚,解决难民的吃、住,救治病人。他还修复毁于战乱的书院,资助贫困学生;捐资筹款,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修复江堤,帮助灾民恢复生产,渡过难关,又倡议修建育婴堂、敬老院,收养孤寡老人和孩子。

钟谦钧离开锅底湾25年后,辛亥武昌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杨时杰在锅底湾出生,锅底湾今天的名字“珂里湾”便出自他的手中。杨时杰写过一首诗《遣兴》:“悲心一点苦难抛,日学遒人木铎摇。欲醒人间名利客,行将骑鹤普天敲。”在诗中,他希望像夏商周时期的“遒人”,摇动木铎、走遍天下,敲醒昏昏欲睡的名利客。杨时杰的理想并非停留在口头。1905年杨时杰赴日留学,第二年就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夏天他回到汉口。此时的武汉风起云涌,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杨时杰以及与他一起集合在武汉的进步青年,无疑都有“汉上为先”的精神。他与共进会会长刘公都主张在湖北起义,但当杨时杰到达武汉时,刘公却因为肺病回到了襄阳。他只好去找在一家报纸当编辑的同乡杨玉如,商定在武昌粮道街另设机关,聚集同志,发展组织,策划起义。杨玉如后来在《辛亥革命先著记》中回忆,杨时杰认为这几年在沿海几省发动的起义都没有成功,他主张在武昌起义,湖北人就要在湖北干起来。1911年武昌起义后,杨时杰被推举为鄂军都督府内务部部长,在阳夏保卫战中担任总司令部督战员。抗战中,杨时杰回到珂里湾,积极联络抗日力量、为促进抗战胜利多次挺身而出。

据说,杨时杰对“珂里湾”的解释是,“珂”来自玉珂鸣响,佩玉铿锵,有高贵之意;“里”来自“礼”,寄托谦恭礼让的希望。2018年珂里湾村以其独特的历史积淀、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张公堤

1905年,杨时杰赴日留学的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城堡之外,主持修筑了一条后湖大堤,武汉人称之张公堤。这条大堤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全长20多公里。“长堤”的修筑成就了汉口市镇,“汉口城堡”将汉口变成真正的“城”,“后湖大堤”的修筑则成就了汉口的“大”。

有学者研究,从1888年到1908年的20年间,汉口人口增长大约35%,1888年汉口的保甲册记载汉口有26000多户,18万多人,到了1908年则有近5万户24万多人。加上各种往来流动人口和侨民,估计鼎盛时期达到80万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1905年的汉口人口密度。

张之洞修筑后湖大堤一方面是因为汉口人满为患,另一方面是因为每年夏秋汛期,汉口城堡外河汊湖泊一片汪洋,水患严重制约了汉口的发展。张之洞设想,“若筑长堤以御水患,则堤内保全之地,即为商务繁盛之区。”大堤修成之后,既解除洪涝之忧,扩大的面积也便成了城市。

在修建后湖大堤之前,张之洞在武汉先后创办了自强学堂等一批学校,开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企业,长达三千里的卢汉铁路还欠着外债。1899年他主持在武昌城外鲇鱼套至金口修筑了50多里的武金堤,同时开工了新河口至青山30多里的武青堤。1905年又组织民工,疏浚沙湖和郭郑湖,并在南北两堤上建水闸数座,这一系列工程一直持续到1906年。

据《湖北通志》的记载,1880年至1896年间,湖北财政每年存留地方者仅110万两,而现在汉口的这个大堤又要耗资至少80万两,对张之洞和捉襟见肘的湖北财政来说,修筑后湖大堤谈何容易,当然,自就任湖广总督以来,张之洞在武汉实施的一系列新政,哪一件又不是难事。在张之洞弟子的眼中,他要做的事没有钱也要设法去做,一边做一边筹钱,所以往往无时不在筹钱。在后湖大堤修筑的3年中,张之洞用赈粜米捐筹集了30万两,而同样具有开创精神和乐善好施的商人刘歆生认捐了剩下的50万两。工程分为十段,每段分头施工。1906年大堤竣工,从汉口城堡到后湖大堤之间多出了十万亩土地,有人计算,这一工程把汉口扩大了20倍。今天解放大道与三环线之间的古田路、水厂、宝丰路、航空路、中山公园、武汉商场、新华路、球场路、西马路、赵家条、惠济路、解放公园、黄浦路等汉口城区,过去都是后湖的水泽之地。

当然,后湖大堤的顺利竣工,与德国工程人员的设计不无关系。据学者对“后湖堤工案”的研究,后湖大堤参考了德国公司的设计并吸收了西方的筑堤技术。不管怎么说,张之洞以他特有的方式,以武金堤、武青堤、后湖大堤(张公堤)三条大堤“筑”出了武汉的“大”。

抗洪

在汉水与长江交汇处,也就是袁焻修筑长堤之后的汉正街码头,曾经有一个祈求江水平静、百姓平安的龙王庙。由于特殊的位置,龙王庙也是著名的防汛险段,此处大堤的挡水墙上,刻着三个数字:1954年8月18日,武汉关水位29.73米;1998年8月20日,武汉关水位29.43米;1931年8月19日,武汉关水位28.28米。这三个标志水位的数字在城市的历史上地位特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场流域性的特大洪水。

1931年的长江大水没有冲毁后湖大堤,这场围困武汉两个月之久的大洪水,先在汉口黄浦路附近溃口,然后从丹水池冲开30米的缺口,洪水从下向上倒灌整个汉口。1954年的长江特大洪水最高水位29.73米,高出地面6米。此刻武汉的堤防,无论是汉阳的拦江堤,还是武昌的武青堤、武泰堤,汉口的张公堤、武汉关堤,都岌岌可危。当时的防汛指挥部总工程师陶述曾后来总结,这些大堤不仅地基情况复杂,大堤自身也并不健康,有的因过去修筑碉堡、坑道而堤身受到了破坏,有的堤下埋有排污水道,有的堤下建有厕所,有的暗藏白蚁、老鼠的洞穴,有的因为草茎、草根腐烂内部有空隙,等等。一旦水位达到27米以上,堤防就会险象不断。

从1954年8月到10月,30多万一线抗洪军民与30多万后方保障队伍,在洪水包围之下持续奋战两个多月,终于保住了大武汉。没有地方取土,在黄陂一座山成立采土指挥部,专门负责挖土;没有石头,在东西湖一座山成立采石队;四面是水无法通行卡车,就在岱家山至汉口之间架起十多公里的水上浮桥。据有关部门统计,在这场抗洪中,共动用土石方355万立方米,麻袋621万条,草包304万个,芦席83万张,芦柴高粱秆900余万斤……1954年10月3日武汉关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

在这一年的防汛中,24岁的王占成发现了一只翻沉的小船,从江水中成功救起7人。王占成的单位,石化公司的一个厂库就在丹水池,这个地方正是1931年洪水中长江溃口的地方。1998年长江中下游再一次全流域洪水泛滥,第四次洪峰经过武汉时,武汉关水位达到29.39米。在龙王庙坚守了十多天的一群市民,为了互相打气,立下“誓与大堤共存亡”的誓言,并签上了16人的名字。这个场景以浮雕的方式记录在今天龙王庙的墙上。在他们签下生死牌之前,第三次洪峰经过时,就已经出现了重大险情,并且还是在丹水池。1998年7月31日中午,丹水池江边原本口杯大小的一个口子迅速撕开,喷出一米多高的水柱。1954年那个救人的王占成来到了现场。68岁的王占成意识到这是溃堤的前兆,必须堵住水下的洞口。他没有犹豫跳入水中,找到洞口后双脚卡在洞口,与另外十几名抢险队员合作,不断把沙石、棉絮、毛毯往洞口塞,两个小时后终于堵住了洞口。

无论是1954年,还是1998年,武汉的大堤都因为人而变得更加可靠。

战疫

今天武汉市的北三环线由西向东从舵落口、额头湾,沿张公堤,经新墩、园博园、常青高架、姑嫂树互通、金银潭至三金潭、岱黄公路,它与从舵落口到堤角的张公堤走向基本重叠。过去这条线是汉口的屏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中,这条线也是阻击线。

从北三环线朱家河向南就是谌家矶,张公堤的终点离这里不远。抗疫中最大的方舱医院——长江新城方舱医院距这里一公里。整个方舱医院由20个厂房仓库改造而成,设有3840张床位。建设这个方舱需要先清理转运仓库里的材料,然后安装地板、水电、电信、空调、隔离等设施。本来就道路封闭受阻,又遇雨雪降温,一个城市还到处都缺物资。承担此项工程的中铁十一局2月14日开工,只用4天就交付使用。

在施工现场负责的是1985年出生的李永刚。2月3日晚武汉市决定开建多个方舱医院,2月4日他就到了抢建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工地,从这天起,他就没再回家。11日他在抢建塔子湖方舱医院,三天三夜通宵作业之后,他接到了建设长江新城方舱医院的通知。2月25日他又出现在改造武汉优抚医院的现场。作为现场负责人,李永刚需要不断在各个环节之间走动,不断喊话。最多的一天,他走了将近5万步,他说出来的声音是嘶哑的,但就如他的名字,每一个指令都有硬度。

从谌家矶向西,过三金潭立交,就是塔子湖体育中心,它离张公堤不到2000米。塔子湖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有1000个床位,2月12日开始接收病人。从这里向北,穿过三环线就是金银潭医院。非典过后,武汉市为加强公共卫生体系,投资5亿元在张公堤北面修建了这所医院,将原处于江汉北路的武汉市传染病医院迁到这里,2016年改名金银潭医院。在张公堤的修筑中,金潭、银潭就是著名的险段,2020年的疫情中,这个地方同样险要。很多人已经熟悉了这所医院的院长张定宇,他2017年被诊断为渐冻症,但一直在一线工作。2019年12月27日他已经知道其他医院有病人感染冠状病毒,但30日在对转诊过来的病人做检测时,结果却都是阴性。张定宇当即要求做肺泡灌洗后再检测,结果发现两例阳性。元旦后他安排紧急改造ICU病房,采购呼吸机、监护仪、输液泵、心肺复苏机等设备。当时他还担心买这么多设备万一用不了怎么办,没想到春节后收治的病人一下达到了800多人,所有的设备都派上了用场。在过去几十个日日夜夜中,他做过不少决策,提出肺泡灌洗是他认为最正确的,因为守住了关口。

与金银潭医院隔一条马路就是卓尔集团的标志性物业——武汉客厅。“只要城市需要,我们义不容辞。”疫情发生后,卓尔集团创始人阎志第一时间捐款1000万元并组织从国外采购回4000万元的医疗物质。2月3日晚武汉市启动方舱医院建设,卓尔集团员工连夜开始行动,将武汉客厅改造成2000张床位的方舱医院。2月4日,卓尔集团捐建的江汉方舱医院投入使用,可提供1000张床位。2月21日,在武汉客厅东北方向,卓尔集团搭建了可提供2000张床位的汉口北方舱医院。卓尔集团还先后联合武汉市第八医院成立了卓尔长江应急医院,与汉阳医院联合成立了卓尔汉江应急医院,与黄陂区人民医院成立了卓尔盘龙城应急医院,这些应急医院的医疗物质都由卓尔集团保障供应。有媒体统计,此次抗疫中,卓尔集团捐赠了十家医院上亿元物资。

袁焻修堤保护汉正街集市时,不会想到300多年后这个集市要整体搬迁到汉口北,卓尔集团的汉口北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正是它的承接地。一百多年前,后湖大堤修建时,张之洞眼前的堤外全是湖泽,他不会想到,堤外的金银潭会有武汉客厅、金银潭医院,也不会想到堤内会有塔子湖体育中心,大堤的终点谌家矶会有一个工业园,更不会想到这些都成了2020年阻击疫情的屏障。而李永刚、阎志、张定宇等,都跟历史上的袁焻、钟谦钧、杨时杰、张之洞等先贤一样,在一座城市面临重大危机时,敢于作为,举起了自己的肩膀。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7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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