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论朱熹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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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论朱熹对韩愈诗歌的校勘与评价(下)

谷曙光

第565期

归纳起来,朱熹主要在道学、人品、文学三方面对韩愈进行了评价批评。因本书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朱熹对韩愈诗的评论,故而此处对朱熹评韩之道学、人品部分,仅举其荦荦大端,而详于评论诗文部分。

先看道学方面。朱熹《答宋深之》云:

韩子于道,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但未能究其所从来。而体察操履处, 皆不细密。其排佛老,亦据其所见而言之耳。(卷五十八)

所谓大醇而小疵,朱熹对韩愈的“道”还是大体肯定的,但韩愈又有不辨根源、不能细密的弊病。那么韩愈的小疵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朱熹《王氏续经说》云:

退之《原道》诸篇,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扬、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而其览观古今之变,将以措诸事业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恳恻而有条理也。(卷六十七)

韩愈提出的道,荀子、扬雄、范仲淹或有不及。但韩愈的人生却未能贯彻自己所阐发的道。具体来说,韩愈浮躁木强,有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又不免汲汲于功名利禄。朱熹认为,在事功上,韩愈甚至还不及宋代的范仲淹。与这种论调相近,朱熹在《读唐志》里对韩愈进行了更具体的批评:

韩愈氏出,始觉其陋,慨然号于一世,欲去陈言,以追《诗》、《书》六艺之作。而其弊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犹幸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因是颇溯其源而适有会焉。于是《原道》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则亦庶几其贤矣。”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董、贾。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已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至于其徒之论,亦但以剽掠僭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受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自是以来,又复衰歇数十百年,而后欧阳子出,其文之妙,盖已不愧于韩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则自荀、扬以下,皆不能及,而韩亦未有闻焉。是则疑若几于道矣。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卷七十)

平心而论,这篇文字时有偏颇之处。朱熹大体还是认同韩愈之道的,可是韩愈的道仅停留在文章里,而且是大而化之的。关键是韩愈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文与道的关系,不但把道与文割裂开了,而且颠倒了两者的次序。韩愈只是一味争强好胜,以至于他的人生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对韩愈的出处行止,朱熹的批评近乎严厉苛刻,捎带着他把欧阳修也批评了一番。其实韩愈实欲为宰相一流人物,其思想本无细密体系。朱熹这一大段话近于厚诬古人,道学气很重。

再看人品方面。朱熹《王梅溪文集序》云:

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文集》卷七十五,第30页)

在此处,韩愈被推崇为古代君子的典范,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范仲淹并列为“五君子”。朱熹眼中君子的标准是“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而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足见品德高尚,几近圣贤所为。可是朱熹又有如下的论调:

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

把韩愈说成一个非常庸俗的官僚,性情低俗,面目可憎,一心只为保乌纱帽,拼命往上爬。对照前后评价,几乎不能相信出自同一人之口。也许我们的朱老夫子在循循善诱时,偶尔说走了嘴。由此而论,看待朱熹论韩,真不能斤斤于一、二条材料,须细细辨析,总括折中。

文学评论方面。朱熹《跋病翁先生诗》云: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者。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乃鲁男子学柳下惠之意也。呜呼!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哉!

朱熹撰写此跋时已经年逾古稀,所谈可视为其晚年定论。他标举六朝文选诗,并把唐代的李、杜、韩、柳都牢笼在选诗的范围内。其观点较为保守,认为创新并不容易,如果能够“守正出新”,那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而且创新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反而不如守旧来得稳妥,似乎无过就是功。由此论之,杜甫、韩愈开拓多、变化多,而李白、柳宗元继承多、变化少。自然是变化少的容易学,而开拓多的难措手。朱熹进一步批评了黄庭坚的“不烦绳削之说”。山谷特别推崇杜、韩晚年的诗文,看重那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然老成境界。但是须知,这种境界乃是大作家千锤百炼而成,又有几人能臻此妙境?材质一般的人恐怕再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朱熹很敏锐地认识到普通人径直学杜、韩晚年的困难,弄不好还会平添诗病而不自知。这倒是给学江西而迷山谷的诗人敲了一记警钟,所论自具手眼。朱熹又对唐宋两代文学的变革发表过重要意见: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着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将《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其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杂。

六朝自是骈文的天下,唐代依旧如此。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大魄力、辣手腕变革复古,但晚唐五代骈文又回潮。直到宋代的欧阳修等接续韩愈的事业,古文方才真正站稳脚跟。这段话闲闲叙来,把唐、宋两代的文学变革运动的梗概说得非常清晰,而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创辟扭转之功,朱熹大力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向认为是韩愈同道的柳宗元,朱熹却持不同意见。柳宗元不但作骈偶文,而且即使写古文,其中骈偶的成分亦复不少。朱熹的意见有理有据,把韩愈的努力看作独立无援的个人行为,似乎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对重新审视、反思唐代的所谓“古文运动”非常有启发意义。

上文所引可以算作朱熹对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原则性看法,里面涉及韩愈。下面再看他对韩愈诗文的具体评价。他说:“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 并一再指示学生把韩愈诗文作为研习之典范,苦口婆心,不厌其烦:

问:舍弟序子文字如何进工夫云云。曰:“看得韩文熟。”(卷一百三十九)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

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

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

朱熹本人必深得韩愈诗文之力,他要金针度人,否则不会再三口讲指画。那么,韩愈诗文的好处究竟何在?朱熹说:

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

一句精炼至极的评语,把韩愈诗文的特征概括得非常准确恰当。韩愈是要在文章里说道理、发议论,散文如此,诗亦如此。又时时有“以文为戏”的地方,“则剧”就是游戏笔墨的意思。韩愈诗文的风格,有奇崛险怪的,也有平易冲淡的,不可一概而论。24个字,可谓凝练至极,见识过人。虽然韩愈风格多元,但朱熹显然更推崇韩愈的平淡风格。他有一个观点很独特:

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中被他牵得亦着如此做。

韩愈、孟郊的联句,敲金戛玉,纵横怪变,信为宇宙间一种奇文。一人故为艰深奇涩,另一人争奇追逐,才能棋逢敌手。但这种联句究竟韩、孟谁是主导?对此宋人有不同看法。朱熹觉得孟郊故弄险怪,而韩愈被他牵连,也只好奋力作出险怪的样子,可备一说。朱熹凭借高度的艺术感悟能力,每每能发出不同一般的新鲜观点: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法虽险怪,意思却有混成地气象。

他一再强调韩诗的平易不算,还认为韩孟诗派里险怪的突出代表卢仝也有平易不费力的地方,发人所未发。

朱熹对韩愈诗的用韵也有研究:

晋人诗,惟谢灵运用古韵,如“佑”字协“烛”字之类。唐人惟韩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韵。如《毛颖传》“牙”字、“资”字、“毛”字,皆协“鱼”字韵是也。(卷一四〇)

此外,还有些地方,朱熹把韩愈的道德和文章结合起来评论:

至韩退之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二)

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同上卷一百二十九)

退之却见得大纲,有七八分见识。如《原道》中说得仁义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践履玩味,故见得不精微细密,伊川谓其学华者,只谓爱作文章,如作诗说许多闲言语,皆是华也。看得来退之胜似子云。(卷一百三十七)

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卷一百三十七)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一直认为韩愈颠倒了二者的次序,他一再臧否韩愈的重道轻文,责备其文道分裂。韩愈又爱炫耀才华,其诗文都是不关道德的废话,华而不实。把这些批评文字和上文的正面赞扬比较,总让人觉得矛盾,难以理解。下面一段文字也属毁誉参半:

或问:文中子僭拟古人是如何?曰:这也是他志大,要学古人。如退之则全无要学古人底意思。柳子厚虽无状,却又占便宜,如致君泽民事,也说要做。退之则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表,此更不足说了。退之文字尽好,末年尤好。(卷一百三十七)

一方面批评韩愈没有复古的诚意,只想着做官,更缺乏骨气;但另一方面,又大为赞赏韩愈的诗文,说什么全部都好,晚年尤其好。

如何理解朱熹对韩愈评价的纷繁复杂、褒贬对立?如果把朱熹这些评价综合起来,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每当朱熹批评韩愈之道驳杂不纯,责难其文道分割时,其文亦受到严厉批评;而单纯评价韩愈文学的地方,一般都是肯定赞美。这似乎是个隐性的规则,贯彻在朱熹对韩愈的全部评价中。是否可以说朱熹在评价韩愈时,采用了双重标准?朱熹主要还是一位理学宗师,但同时又有着高度的艺术评鉴能力。说到底,韩愈终究还是个文学家、实干家,而非思想家。请注意朱熹评价韩愈的历史语境。当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严密审视韩愈的道德文章时,就如同不留情面的考官,批评人针针见血,一力尊道轻文,此时他的文艺观就暂时退居其次了。当朱熹偶尔放下理学宗师的架子,谈风论雅,吟诗作赋时,他对韩愈就没有那么多苛责,评价趋于客观。这不妨说出于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人批评的侧重点不同。

朱熹在韩愈研究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他整理校勘韩集,在文献文本方面为后人研读韩愈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善本。他还对韩愈其人、其文有深入的论析。由于朱熹议论韩愈的地方太多,而观点时有抵牾之处,那么对于文献材料的梳理、分析就是不可避免的。朱熹的道学家身份让其评价韩愈打上了深深的道学色彩。当他主要以道学家面目批评韩愈时,自然批评较多而严厉;当他偶尔撇开道学家的身份,以普通人去接受韩愈时,对韩愈及其文学的品评就会客观公允很多。

韩愈、朱熹都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巨人,巨人评价巨人,自然格外引人注目。随着朱熹在南宋之后影响的日益增强,他对韩愈的评价成为后人认识韩愈的重要参照系统。研究朱熹评价韩愈这一个案,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经学家对文学的认识和态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