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朴垞的《中国史学史初稿》与治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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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董朴垞的《中国史学史初稿》与治史情怀

在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之中,“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不管是当时者的日历记录,还是后朝人所整理编纂的前朝历史,在这些文献记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史”的探讨与总结越来越纵深,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阔,这是一种治史方式与目的性的转变,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新材料、新方法与新视角。

而对于“史”本身发展的自觉反思与梳理,便正是这种革新性的体现,董朴垞于而立之年致力于编写《中国史学史》,以开我国史学有史之先声,其意义,大抵便在于此。

在中国史学史学科,梁启超作为奠基人的说法是得到学界大多数人认可的,在1926-1927 年,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时提出过“史学史的做法”,并认为“中国过去的史学,应该有专史为其论述,也就是中国史学史,且中国史学史应特别注意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以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部分,进而大刀阔斧,做出大部整体的历史”,而其中论及的“梁氏框架”对从事相关领域的后学之人也有着深切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一系列的著作成果,比如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傅振伦的《中国史学概要》、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方壮猷的《中国史学概要》等等。

董朴垞所编著的《中国史学史》亦是诞生于相近的时代之下,至于时间的先后,内容的优劣,或许须得进一步的比较与探究了,但此处,笔者主要想讨论的其实是由董朴垞与《中国史学史初稿》一书背后阐发的一些反思。

一、董朴垞与《中国史学史初稿》

董朴垞所著的《中国史学史初稿》一书成于1945 年,共计三册,油印本,全书共有273页,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建期的作品之一。关于此书的创作缘由,在笔者看来,其实可以归结为他骨子里流淌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情怀,董朴垞在其书中是这样解释的:“民国十八九年时,予赴北平,研究国学于燕大,固亦欲继章氏遗志,以纂成之”,“后又读近人梁启超所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与夫何炳松所译《西洋史学史》,俱怪无人肯编《中国史学史》”,故而简略而续之。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董氏著书的确事出有因。受到“梁氏框架”影响的董朴垞对于总结反思中国史学之历程有着满怀的热忱,作为燕大国学首届毕业的研究生,三十而立之际,他深负时代与际遇给予的使命感,欲以承继章氏之遗志,保存史学研究之火种,这种朝气与情怀,自然是值得我们历史学人加以学习并且借鉴的。

其中谈到的“俱怪无人肯编《中国史学史》”一说,是董氏著书的一大直接原因,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无人肯编《中国史学史》一事其实也并不难以理解。但董氏敢于率先编写此书,确实是一个大胆却值得钦佩的决定。即使在和平年代,凭一己之力钻研学术,也并非是一件随随便便可以做到的事,做学术是要坐冷板凳的,其中的过程之心酸之艰苦自可想象。

所以,他们是值得钦佩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做成了许多现在很多人都无法坚持的事情!他们是值得学习的,这种流淌在血脉里的学术热忱与志向,是我们这一代许多后浪都缺少的。我们总是有太多的借口,因为各种限制而踟蹰不前,比如自身的学术水平所限,比如担心作出的效果不如预期,比如担心所谓的后患无穷,所以迟迟没有踏出第一步,那些一开始不肯编《中国史学史》的人,或许也面临着相同的抉择与拷问。董氏的出众之处,便在于此,敢为人所不能。

二、《中国史学史初稿》的失败尝试

虽然,他的尝试并不成功。

董朴垞在教课之暇,浏览大量古籍史料,终于在1945 年著成《中国史学史初稿》一书,但书成之后并没有带来特别良好的反响。在朱洪涛所撰写的《陈寅恪、钱穆、柳诒徵谈治学的三则史料》一文中提及“董朴垞的这部《中国史学史》在三位史学家眼中评价都很低…三位学者意见趋于一致,谓其义例混乱,功底欠缺,抄撮过多,发明独少。”

苦费十数年,得来的结果竟至于斯,的确是令人唏嘘的。但这也恰恰证明,学术的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是非对错功过曲折是一定要辨明的,并不会因私废公,偏颇半分。你的学术功底如何,见识是否独到,内容的叙述与评骘,在学术界的审读之下,你的学问与功力扎实与否,可谓是明晃晃的一览无余。

在三位学者的评断之后,董氏的这部《中国史学史》收获了许多毫不客气的评价与批语,包括老师陈垣,好友夏鼐等:

“夏鼐 1946年6月26日日记:‘校阅董朴垞《中国史学史》及《民国史初稿目录》,以作商榷。’

1947 年10月13日日记:‘谈及董允辉君之事,陈先生颇惋惜其乡音太重,语言不通,无法为之介绍教书工作,谓其文笔颇佳,读书用功,人亦忠厚,惟其著作如《中国史学史》之类,多为讲义式,而非专门著作,又无法介绍其作研究工作云云。’

1948 年3月28日日记:‘少倾姚从吾先生亦来访陈先生(垣),余曾以董朴垞君之《中国史学史稿本》交之审阅,陈先生阅后颇不满意,于书头略批数处。谓余云,如此类之书,最好劝之不必刊印,反发生坏影响。’

陈垣的意见也是相当不客气,看法与前三位大体类同,用今天的话讲便是没有问题意识,只是抄资料而已。可见董朴垞的学术功力确属一般。”

好友夏鼐日记中谈到的“如此类之书,最好劝之不必刊印,反发生坏影响”一句,基于事实,却又太过残酷,也因此,董氏自身未将《中国史学史初稿》刊行,后来作为史学史学科构建初期的缩影,与其他三家一同收录于《中国史学史未刊讲义四种》一书。

也由于董氏之书缺乏问题意识,以及自身的学术功力所限,无法被陈垣先生介绍从事研究工作,因而董朴垞只得继续投身于教育事业。

这个结果,包括之前多位史学前辈对董氏著书的评断,都像铺天盖地泼下来的一盆冷水一样,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很多人会因之却步,被浇灭关于学术的一腔热血,继而选择放弃;但亦或会成为一些人快速成长、更进一步的一大契机,两者的区别,便在于选择,是否坚持。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董朴垞的选择,明显是后者。

三、董朴垞的选择与治史情怀

在遭受过一次失败的尝试之后,面对诸多的批评,董朴垞自然能意识到自身在治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据安徽大学硕士潘如军分析,董氏所著《中国史学史初稿》

“全书在结构上完全沿袭梁氏所提“史学史的做法”之说,将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史官”,第二编“史家”,第三编“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第四编“最近史学之趋势”,对照时间顺序,从黄帝一直论述至民国,且每一编又分若干章。这是董氏讲义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最大的弊端所在。在梁氏提出“史学史的做法”之后,受影响的史学史领域的学者有很多,今天可见的有关中国史学史初期构建时期的著作,或多或少的都可以看出“梁氏框架”的影子,但多数学者只是借鉴,并没有完全依照“梁氏框架”来作为全书结构,在他们的著作结构总会有所改动,但董氏讲义则不然,完全依照梁氏的设想作为行文的结构。”

而对于其书收到评断,也做了解释:

“在董允辉书成之时,国内史学史专著己出版多种,且获学界积极回应,但董氏却浑然不知,希望先于他人而成书,导致全书缺乏新意,剪裁不当且多繁杂。”

由上可见,董氏此书饱受批评的原因已然明了,其一是照搬“梁氏框架”作为行文结构,不知变通;其二则是由于其闭门造车,自身功力未到火候。虽然此番受到一些挫折,但并不妨碍他对学术的热忱。以至于他在晚年又作《中国史学史长编目录》,观其内里,可见董氏谨严治学之态度,刻苦钻研之决心,着实让笔者眼前一亮。

他的生涯曲线固然是向着教书育人而行,但是观之其一生的诸多著述,便可明白这位学者的锲而不舍。虽然此前收获的评价并不高,但董氏之精神确实越挫越勇,其教书之余,修学著述,钻研于学术,长久之下,自然学识益增,何况他本身之才学便也颇为出众。纵观其生平,著作颇丰,共有《清代学术编年》《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正史编纂法》《俞曲园年谱》、《中国史学史长编》《民国史稿》《瑞安孙诒让学记》《桐城古文研究》《乡邦文献集》《修学庐文稿》《修学庐日记》等15 部学术史稿,确实令人赞叹。

四、结语

纵观董氏一生治学之经历,也许仅是世间千千万万个学者的缩影而已。我们在感叹唏嘘的同时,应该进行一番反思。

在笔者看来,从事学术之人,需要具备的条件,其一自然是先天的禀赋,其二便是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若缺其一,都是难以有所成就的。

其实,后者“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所谓的禀赋可以依靠后天的培养与训练,依靠见识与经验进行弥补,但自身的坚持与探究却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董朴垞的执着于坚持为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写这篇札记,是笔者对自己的一次自省,也与诸君共勉。